范成大（1126—1193），字致能，号石湖居士，平江府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诗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范零为宣和六年（1124）进士，母亲蔡氏乃北宋名臣蔡襄的孙女、宰相文彦博的外孙女。自幼受家庭文化熏陶，范成大十二岁遍读经史，十四岁能文。然而父母早逝，使他身心受创，一度寄居寺院，以读书吟咏自遣，远离科举十余年。后得父亲友人相助，于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中进士，步入仕途。历任知处州、静江府兼广南西道安抚使、四川制置使，终官至参知政事。他曾出使金国，抗争不屈，几近遇害，晚年退隐故乡石湖，以诗文名世，著有《石湖居士诗集》《石湖词》《揽辔录》《吴船录》等。

范成大的一生与南方风土结下不解之缘，尤其是他与槟榔的“相遇”，更成为其文学与笔记中一段生动的记忆。这种缘分，既源于其宦游经历，也体现了他作为文人的好奇与实证精神。

乾道八年（1172），范成大自苏州出发，赴任静江府（今桂林）知府兼广南西道安抚使。途中，他以日记体写就游记《骖鸾录》，详细记录了经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至广西的见闻。这部笔记不仅山川古迹、风物人情悉备，更以“事核词雅，实具史法”（清人周中孚语）著称。正是在这段旅程中，范成大第一次深入接触到岭南食槟榔之俗。

甫入桂林，他便为当地地貌所震撼：“平野豁开，两旁石峰森峭，罗列左右，如排衙引而南。”然而更令他惊异的，是道上的“鲜血之点凝渍”。他初以为乃屠宰牲畜所遗，然“怪其何其多也”，经仔细察究，方知是嚼槟榔者所唾之汁。这一发现，被他以纪实的笔法写入《骖鸾录》，成为南宋时期槟榔民俗的珍贵记载。

范成大对槟榔的记述并未止于好奇。在《桂海虞衡志·志器》中，他专设“槟榔合”一条，详细描述槟榔的食用方法与器具：“南人既喜食槟榔，其法：石灰或蚬灰并扶留藤同咀，则不涩。士人家至以银、锡作小合（盒），如银铤样，中为三室：一贮灰，一贮藤，一贮槟榔。”

这种精巧的容器，反映了槟榔在南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——不仅是日常嗜好，更是待客之礼、婚聘之仪。范成大以近乎人类学的眼光，记录下这一风俗的物质文化与社交功能。

事实上，槟榔在岭南的历史悠久。南北朝时《南中八郡志》已载，当地人以槟榔为待客佳品，“婚族好客辄先进此物”；《九真蛮僚俗》亦云，婚俗中“以槟榔子一函诣女，女食即婚”。同为南宋学者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更明确写道：“客至不设茶，唯以槟榔为礼。”范成大虽为北人，却以开放的心态观察、记录这一习俗，甚至试图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逻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范成大对槟榔的态度是复杂而辩证的。他既客观记述其俗，也不避讳其“唾如脓血可厌”的直观感受。在诗《巴蜀人好食生蒜，臭不可近。顷在峤南，其人好食槟榔，合蛎灰、扶留藤，一名蒌藤，食之辄昏然，已而醒快。三物合和，唾如脓血可厌。今来蜀道，又为食蒜者所熏。戏题》，诗曰：

旅食谙殊俗，堆盘骇异闻。

南餐灰荐蛎，巴馔菜先荤。

幸脱蒌藤醉，还遭胡蒜熏。

丝蓴乡味好，归梦水连云。

他调侃自己“幸脱蒌藤醉，还遭胡蒜熏”，以幽默笔触写南北饮食之异，介绍南方人食槟榔的方法，揭示出槟榔对非习服者的强烈刺激。

范成大之所以对槟榔如此关注，与其身份和使命密切相关。作为地方大吏，他需深入了解民情风俗；作为文人，他又具备记录与传播的自觉。他的槟榔叙事，不仅是个人的见闻笔记，更成为后世研究宋代岭南社会的重要史料。透过他的文字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嗜好品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——它联结了南北、沟通了士庶，也折射出宋代南方生活的鲜活图景。

范成大的槟榔情缘，是士人传统与地方知识的相遇，是实证精神与文学笔法的交融。他虽未如当地士人那般沉醉于槟榔之甘，却以笔为镜，照见了那个时代一方风土的真实面貌。这种以文记俗、以史存真的努力，正是范成大作为南宋杰出文臣与学者的不朽所在。

（何银坤 供稿）